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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（一）运输毒品既遂之理论争议关于的既遂认定，学说界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：（1）目的地说。主张以毒品运到目的地为既遂的标准。在运输毒品的过程中，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运到目的地，为。 （2）起运说。主张以毒品的起运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。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起运的，为犯罪未遂。 （3）进入运输状态说。有学者认为，运输毒品以进入正式的运输状态为既遂标准，以开始搬运毒品为运输行为的着手，因意志以外原因不能或者没有进入正式运输状态为未遂 。

（二）运输毒品罪既遂标准之我见以上第（3）种观点将运输毒品罪的着手行为界定为“开始搬运毒品”，与运输毒品的行为特征不符。根据该罪的犯罪构成，其着手行为应是开始运输毒品，并不是开始搬运毒品。故该学说也是不科学的。以上第（1）、（2）种观点，本质上是行为犯和举动犯的区分。笔者认为，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而不是举动犯，理由如下：在第三百四十七条里，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罪是一个罪名，该罪名并列四个犯罪行为，其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可以单独成罪，也可以和其它犯罪行为并列成为一个罪名。立法上把运输毒品与走私、贩卖毒品并列，并确定了一档法定刑，可见其社会危害性基本相当。以上，笔者通过对走私、的行为分析，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走私、贩卖毒品罪是行为犯，而不是举动犯。所以运输毒品罪也应是行为犯，否则认定为举动犯，就只能说明运输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比贩卖毒品、走私毒品还要重，立法上出于严惩的需要才将该犯的既遂标准前移。司法实践中，不少法院都是以“起运说”处理运输毒品案件的。但笔者认为，行为犯既遂的标志是犯罪行为的完成，运输毒品罪既遂的标志就应是运输行为的完成，即将毒品运到目的地。故笔者认为，运输毒品罪的既遂标准应采“目的地说”。如果以“起运说”作为认定运输的既遂标准，那么行为人一着手起运，就告犯罪既遂，表明该罪是举动犯，不存在既遂。在运输毒品犯罪里，如果犯罪情节不区分既遂和未遂，一律以认定为既遂，势必在量刑上出现罪刑不适应。从运输毒品的犯罪过程分析，运输毒品的完整环节是行为人商谈运输价格和目的地、接收毒品准备运输、具体实施运输行为(如步行或乘车)、运至目的地交付毒品。行为人将毒品从甲地运到乙地，必须是一定距离的运输而不是短距离移动毒品的行为。如果距离较短，如在同城内移动，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输，而是毒品的转移过程。刚刚起运毒品与犯罪分子接到毒品以后，运输到某个目的地的犯罪情节有很大的区别。起运之前被查获，行为人对社会的危害性已经降到最低。毒品被运到目的地被查获的，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就较大，如果毒品被运到目的地，运输行为得逞，毒品被转入贩卖环节，对社会的危害性就更大了。如果将毒品已经交付其他犯罪分子手中，社会的危害是最大的。所以，行为人准备运输但一起运就被查获和运输到达目的地两种情形，其社会危害性方面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。这种明显的区别在刑法意义上就是犯罪形态的本质区分，即既遂和未遂之分。那种把“毒品起运”认定为既遂的观点，显然是无视毒品运输各个阶段的社会危害性的区别，那势必是鼓励犯罪分子必然将毒品犯罪行为实施到底。显然这与立法目的是相违背的。

（三）共同运输行为人既遂形态认定

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罪常常是以的形式出现，因此就存在如何认定运输毒品罪共同犯罪的既遂、未遂问题。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共同犯罪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：

第一种情形是，李某和王某都实施了运输行为，在途中被抓获，即李某和王某构成共同正犯，该如何认定既遂与未遂。笔者认为，李某和王某共同将毒品运输至某地，属于全部的共同正犯。在运输过程中，行为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完成犯罪，构成犯罪未遂。但若是一部分共同行为人完成了运输行为，而另一部分行为人尚未完成，该如何认定。根据刑法理论上的“整体既遂说”，部分行为人虽然完成了运输行为，但不能实现共同追求的犯罪目的，故整体犯罪行为属未遂。

第二种情形是，在运输毒品共同犯罪中，李某实施了教唆、帮助行为，王某实施了运输的实行行为，即李某是共犯，王某是正犯。对此，该如何认定各共同犯罪人的未遂形态，在刑法学说界主要有共犯独立性说、共犯从属性说及二重性说等不同主张。其中共犯从属性说认为，正犯着手实行犯罪，是成立狭义共犯的要件。如果正犯没有着手实行犯罪，就不成立狭义的共犯。共犯独立说则认为，狭义的共犯根据其自身的行为而成立，并不要求正犯的实行行为。目前，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二重性说认为，刑法理论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，共犯和正犯的关系是独立性和从属性这二重性的有机统一。依照共犯独立性学说，教唆、帮助行都是实行行为，教唆、帮助行为的完成，就已表现出教唆者、帮助者的反社会性，构成既遂，而被教唆者、被帮助者有无实行被教唆、被帮助的行为都不会影响教唆者、帮助者的犯罪形态。依照共犯从属性说，由于教唆、帮助行为都不是实行行为，而未遂以着手实行行为为前提的，故被教唆者、被帮助者没有着手实行犯罪，对教唆者、帮助者不可能以未遂犯处罚，惟有当被教唆者、被帮助者着手实行犯罪后，才能对教唆犯、帮助犯予以未遂犯处罚。而依照二重性说，共犯从属性的体现是教唆犯、帮助犯从属于正犯，正犯的既遂、未遂和预备决定了教唆犯、帮助犯的既遂、未遂和预备。共犯独立性的主要根据是我国《刑法》第29条对教唆犯的规定，“教唆他人犯罪的，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。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，对于教唆犯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”基于此规定，对教唆犯的处罚是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处罚，即当被教唆人没犯被教唆之罪时，即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未成立共同犯罪时，依然处罚教唆犯，这都充分体现了教唆犯的独立性。

因此，在考察我国《刑法》对教唆犯的规定之后，笔者认为，二重性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，正确地揭示了我国《刑法》规定的共犯的性质，应以此学说作为评析具体案件的理论基石。

更多参考：贩卖毒品罪http://www.scxsls.com/ztindex_1222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