洗钱犯罪是有组织发展其犯罪产业的主要手段。作为一种“下游犯罪”，洗钱犯罪总是发生在某一具体经济目的的主罪即“上游犯罪”之后，其目的是要掩饰、隐瞒“上游犯罪”所得的非法性质，使之披上“合法的外衣”。“上游犯罪”作为洗钱犯罪的“对象性犯罪”，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洗钱犯罪与“上游犯罪”的界限关系比较复杂，笔者认为，区分二者的关键是看事前有无通谋。如果行为人事前与“上游犯罪”的犯罪分子有通谋，事后又实施了洗钱行为的，则仅构成“上游犯罪”的共同犯罪，而不单构成洗钱罪，其原因在于行为人事先有通谋，已构成共同犯罪，其后的冼钱行为已构成其共同犯罪的行为的延续，正如同犯罪分子盗窃财物后又加以窝藏的情形一样，其后续的洗钱行为属于上事后不可罚之行为。当然，也有的论者罪形态角度考察，认为事前通谋，事后提供帐号等的，比如就而言，则构成走私罪（共犯）同洗钱罪的想象竞合，应以其中一重罪即走私罪论处，理由是，行为人仅实施了事后提供帐号的行为，符合洗钱罪的构成特征，同时又因其与走私分子事先有通谋，从而构成走私罪的共犯，属于刑法上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情形，即构成想象竞合犯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得出的结论仍是以走私罪即“上游犯罪”的共犯论处，与笔者的分析可谓殊途同归。此外，关于洗钱罪与“上游犯罪”的区别，在我国修订后的《刑法》中也有体现。《刑法》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：“与走私罪犯通谋，为其提供贷款、资金、帐号、发票、证明，或者为其提供运输、保管、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，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。”在这里，刑法典强调了与走私犯罪“事前有通谋”，固而应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。如果与走私犯罪事前无通谋，只是事后为其提供帐号、发票、证明，帮助掩饰、隐瞒其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，则应对行为人以洗钱罪论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