跨出园区法院的大门，早晨初晴的天空又开始阴沉，点点雨滴从灰蓝的空中飘落，在青色的石板上漾开。想着刚才那个不足十一个月的可爱宝贝，等再一次见到父亲时早已长成翩翩小少年，我的心不禁拥堵得发慌。
“十一年”，可以让一个婴孩长成美少年，也可以让一个中年男子两鬓斑白。
四人共同诈骗犯罪，300多万的数额，起点量刑便是10年。
详细的辩护意见、多次电话沟通，我说服了检察官认定当事人地位、作用在主犯之下，却没能说服法官认定从犯。虽在意料之中，即使全力以赴，也仍然改变不了事实，以及结局。
无力感，是刑辩律师的常态。
却又无法阻挡我每一次开始时用尽全力的本能。
昨天在常熟看守所会见一个强奸案件的当事人甲。
案件被害人是其工友，曾多次与其发生关系，最后一次发生关系后到公安报案，称一直被甲以裸照相威胁。甲并不否认发生关系的事实，但坚决说从未威胁，裸照从来没有拍过，一直是被害人自愿。公安机关依据被害人供述、证实发生过关系的鉴定意见及甲事发后背部的轻微抓痕，便将前后四次关系定性为强奸移送审查起诉。
关于办案，我是相信直觉的。
有的案件，阅完卷、见过当事人，便知其是否在说谎，辩解是否可信。
几年前，当我还是公诉人时，也办理过一个强奸案件。
案卷内犯罪嫌疑人多次稳定的有罪供述，公安办案人员信心十足的定罪证据，批捕同事也断定当事人是在狡辩。
可是，看守所提审之后，直觉告诉我，哪里不对劲。
五十多岁的嫌疑人反应迟滞，前言不搭后语。加上询问辩护人意见，其提出嫌疑人患有家族梦游史，便恍然大悟。
症结，出在这里。
便立刻决意退回公安进行精神鉴定。
八个月后，果然，嫌疑人系精神发育迟滞，释放，撤案。
差一点，我成了冤案的帮凶。
虽然我国刑法要求一切定罪处罚均必须有证据证实，但“证据”仅仅是依据某种形式而固定的外在表现，而“人”，却是鲜活的存在。
司法工作人员，手握主宰他人生命和自由的大权，即便我们曾经自嘲为“办案流水线的操作工”，但对你而言的一个小案件，对当事人和家属来说，确是天大的事件。
检察官办理的每一个案件，不仅仅是案件，而是他人的人生。
刑辩律师辩护的，也不仅仅是一个案件，也是他人的人生。
对于生命与自由，每一个人都应当怀着崇敬与审慎之心。
因为，我们维护的，不仅仅是他人，也是将来的自己、亲人和朋友。
对于甲的无罪辩解，我是相信的。
在核实完一些细节后，我更加坚定了无罪辩护的决心。
然而，在返程途中，与办案的检察官电话沟通，兴许是有急事，言语中急切地归纳了律师想提的辩护观点，说“这些，我在逮捕的时候就想过了。我们现在是捕诉合一。”
是啊，“我”逮捕了，“我”能不诉吗？
为什么在检察机关提出“捕诉合一”机构改革之后，律师界发出了普遍的担忧。
我相信“捕诉合一”可以有效解决了案多人少的矛盾，大幅提高办案效率。
然而，回到法律的本质。
在一个法治国家，应该是效率优先，还是公正优先？
效率和公正，并非对立的概念。但无法避免的是，当我们都追寻极致效率的时候，公正一定是会打上折扣的。
正如我差一点办成冤案的强奸案件。
假如批捕的同事同时负责此案的公诉，结局可能会走向另一端吧？
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 ，在审判环节，案件的无罪率是0.088%。一万个案件中有8个无罪，已是司法的福音。
刑辩律师的意义不正在于，纵使希望渺茫，依然全力以赴吗?
《基督山伯爵》的最后一句话，一直勉励着我：
“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：‘等待’和‘希望’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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